她笑了。一个悲伤的微笑。我从未忘记那个笑容。那就像一个预言：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人只想「看」。他们把你的痛苦当作一幅画来观赏，然後转身离去。极少数人真正想「听」。
汤姆森先生放下了抹布。他的动作缓慢、从容，彷佛每一秒都举足轻重。他将抹布叠成四折，放在吧台边缘、咖啡机旁。然後他将臀部靠在吧台上，双手交叉抱胸，目光没有离开过我。我感觉他正在我——不是用那种审视的目光，而是用那种见惯了人来人往的沉默。
「你多大了？」他问。
「十八岁，先生。」
「十八岁。来这里多久了？」
「我昨天刚到，先生。」
「一个人？」
「是的，一个人。」
他沉默了。我试着不去坐立难安。但在我的脑海里，回忆猛然涌现：十二岁那年，一对夫妇来到孤儿院领养。他们看着我，问了类似的问题。「你多大了？」「喜欢上学吗？」「愿意跟我们回家吗？」我礼貌、得体地回答，没有过分微笑，也没有过分流泪。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然後选了另一个小女孩——一个在初次见面就跑到他们脚边，喊他们「爸爸」「妈妈」的小女孩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他们离去。院长走到我身边，把手放在我的肩上，什麽也没说。我也没有哭。我只是告诉自己：你不准哭。你没有权利哭。你只有权利去尝试。
我迎上汤姆森先生的目光，没有退缩。我没有经验，没有亲人，没有家，除了一个单薄的行李袋，以及安太太让我留宿的阁楼房间。但我拥有许多人也许没有的东西：一个等了十八年的孩子的耐心。那种耐心不是天生的。它是被一个又一个夜晚锻造出来的——听着年幼的孩子哭泣，看着幸运的孩子身後的门关上，放弃自己的食物，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，希望有一天，也会有人回报我什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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